间隔2020年末仅剩40余天，最近线上线下学术会议扎堆举行，在疫情之后尤显杰出。记者就在不同场合听到有科研“圈里人”感叹：

　　承载着各种应有和不应有功用的学术会议，让安排者和参与者不胜其扰，却又不得不疲于奔命。会议井喷，影响着国内全体学术会议的“含金量”。

　　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看来，许多方式大于内容的会议都是“学术泡沫”。“实践中咱们不能奢求把一切泡沫都消除洁净，适度的学术泡沫也纷歧定是祸不单行。”他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泡沫过多了。”

　　当时国内学术会议终究存在哪些乱象或泡沫？它们怎么发生？又应怎样应对？《我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年举行的线下会议数量大幅削减，近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某课题组还余60多万元会议经费。假如年末花不出去，这笔经费将会按要求回来。那将会让拨款单位以为他们此前请求的经费大于实践需求，导致来年经费削减。

　　所以，该课题组决议举行一次大规划的学术会议，把这笔钱花出去。这种现象被称作“突击开会”。

　　“突击开会显着是糟蹋。”南边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李淼对记者说。一般，国家层面如科技部、基金委的项目经费没有这样的要求，有比较长的运用区间；而地方财政往往要年末结算，且结算较早（如12月中旬），一些钱就有必要在此之前花出去。

　　对此，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军平告知《我国科学报》：“有时上级部门经费下来或许就到了年末，而按许多项目任务书的要求，年末要把它花掉。拨款和预算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符合起来，导致用款的时刻十分短。”

　　“这个现象或许是我国独有的，更深层的问题不在会议的表象上，而在制度上。”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程宗明对一些拨款单位为什么没能尽早做这件事一向心有疑问：“是太忙吗？”他表明，国外学会的经费大多不会和政府经费挂钩，不会要求在必定时刻内把钱花完。

　　运用时刻短的窗口期花掉一笔经费，开会明显并非仅有的方法。“但学术会议既能够把钱用掉，也能够让团队学到东西，一箭双雕。”张军平说。

　　突击会议的另一个问题是让参会者的日程安排变得困难。程宗明表明：“正常状况下，大都会议主办方应该提早半年乃至更长时刻把一个会议的时刻定下来，这样能够让参会人员提早做出规划，不会由于时刻重叠错失一些作业。”

　　不过，在江晓原看来，经费突击花费的全体状况在好转。一方面，国内科研经费比以往足够，许多单位即使年末经费花不掉，第二年也不会因而削减。另一方面，除了行政拨款外，高校和研讨单位的资金来源现已变得愈加广泛，许多经费运用并没有年度性的约束。

　　不过，江晓原坦言，即使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存在贫富不均的状况。“有些单位或许经费比较严峻，越短少越简单发生惊骇，忧虑不把钱花掉，第二年会削减拨款。”

　　在不少学者看来，构成会议数量激增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管理部门把个人提升与是否主办过必定级其他学术会议相挂钩。乃至一些项目请求中也列了明细，以此作为点评规范。

　　“假如每一个想升正教授的副教授要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每一个要请求项意图PI要主办一个国际会议，那得有多少国际会议要开？”李淼颇有些无法地说，即使是南边科技大学这样一所变革型的大学，也未能逃脱这一考评机制。

　　“指挥棒很重要。”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对《我国科学报》说。他比照说，曾经有许多会议意图是收钱出书低水平会议论文，由于这类文章被纳入了查核目标。但现在这种状况现已越来越少，由于现在的查核目标更倾向于高端的SCI论文。

　　“当管理部门把开会变成了目标，要求、鼓舞你开会，乃至有一些查核要求你主办多少次会议才干加分，这样一来咱们当然忙着办会了。”江晓原说，这其间不乏一些所谓的“国际”会议。

　　如前几年滋生了一批自身并非学术人员，却专门在我国做国际会议生意的老外。常常开会，他们坐在前排，跟着会议混吃混喝混旅行，有时乃至还有钱拿，会议内容他却彻底不明白。江晓原说：“如此国际会议，仅仅为了国际参会代表到达必定的百分比。这样的学术泡沫很好笑，也是在十分严峻的崇洋媚外的思想辅导下才会呈现的怪现象，这两年咱们的自傲进步了不少，但仍然存在这类现象。”

　　过于崇尚头衔，这是国内学术会议饱尝诟病的一种现象。一场会议举行得是否成功、有没有影响力，首先要看有多少行政领导参与，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院士来作陈述。

　　学术会议的陈述人名头越大越好？程宗明表明，这是一切国际会议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国内和国外学术会议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怎么界说学术界的闻名人物。

　　“我国更崇尚名人的头衔，而国际上更考究这个人现在做的是不是最前沿的研讨。前者更垂青你曩昔的效果，后者更着重你眼下做的。”程宗明说。虽然一些国际会议上也有资深人士解说范畴开展的前史、现状和未来，但在讲到详细学术内容时，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陈述者更代表范畴的前沿。

　　“这个问题的中心是什么是真实的、最前沿的学术，是不是必定要有领导或学术头衔的人来站台，会议质量才有保证。”他弥补说。虽然国内也在着重打破“帽子”“破四唯”，但在“官本位”“论资排辈”大环境的影响下，学术会议陈述“去头衔化”短期很难完成。

　　一些学者以为，这也与学术会议上的另一种现象 一些陈述人靠着同一个PPT参与各种不同的会议密切相关。

　　“咱们都找有帽子的去作陈述，你的时刻本来就那么一点，要辅导学生，还要去做其他学术活动，就没有时刻专门去做PPT了，就像每个成名歌手都有一首成名曲相同，陈述人成了某个PPT歌手。”张军平说。为进步一些效果的重视度和引用率而在不同会上重复作陈述，也会构成“PPT歌手”。

　　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挖苦小说《小国际》中的扎普教授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管走到哪儿作陈述，讲的都是相同云山雾罩的东西。”江晓原向记者举例说，“实践生活中的确有不少这样的扎普教授，最多仅仅程度上的不同。”

　　毋庸置疑，学术会议的榜首要义是学术沟通。不过，在这样的场合，特别是一些人数多、规划大的会议，人情世故也不缺位。学术会议成为“外交场”，是否可取呢？

　　此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处于作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科研人员对此情绪也截然不同。“资深”科研人员更倾向于以为，这会减弱本来严厉的学术评论气氛；而处于作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和研讨生则以为，外交有助于促进科研沟通与协作。

　　虽然收到的参会邮件许多，江晓原一年参与的学术会议却不过5次左右，除非是特别感爱好的会议，或是偶然应朋友约请才去。在他看来，假如一些学术会议“外交味”过浓，会议质量肯定会受影响。

　　“像我这种年纪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还在一线作业的中青年仍是乐意去听一听。”喻海良说，“咱们这代人应该是承上启下，要去听一听老一代的解说跟见地，也要去发掘一些博士生苗子，给他们点信息或许鼓舞，促进职业的开展。”

　　来自我国科学院大学的徐步青、常国伟和我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刘湉祎等多位博士研讨生向记者表明，学术会议能够展现自己的科研效果，结交新的科研同伴。常国伟期望，学术会议能让自己“领会不同城市的人文风情，熟知范畴内大牛的科研思路，学会怎么面对面地与科研人员进行有用沟通”。

　　虽然“懒得开会”，江晓原却并不对立，乃至还鼓舞青年人参会外交。在他看来，这是学术界生态中的正常现象。“年青人当然期望知道德高望重的长辈，后学者当然期望自己的作业被更多的人了解、赏识。学术会议承载这种功用，也无可厚非。”他说。

　　与炙热的会议外交相对，一些学者指出，在国内学术会议上，鲜少有人把最好的研讨展现给他人看，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宣布的研讨了。虽然国内不乏顶尖的研讨者。

　　“这也是一个对立点。”喻海良道，“国外的状况如同正好相反，即使论文没有宣布，也有许多人员挑选先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研讨结果。”

　　在他看来，这与国内外的科研文明不无关系。“国外的小同行是咱们各做各的，像山君圈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而国内是狼群式战术，一群人争夺。”他比照说，“在国内有时分你在会议上说了你的主意之后，或许就被他人拿走了。这明显不利于小同行之间的共享。”

　　在程宗明看来，这个阻挠我国科学界有用协作的大问题，相同表现在对会议质量的影响上。“真实评论学术问题，基本上不在同一个校园内部的科学家之间。”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工作，由于咱们都想榜首个做出来。”

　　在论文上，这表现为一篇文章的作者许多不在一个单位，乃至同一个范畴的协作也很有限，导致真实的穿插协作在国内极为短缺。在学术会议上，这表现为咱们谈的内容短少外延和更新。“这也是每年咱们挑选会议陈述人时，一般会挑选不同范畴陈述者的原因，这样才干真实促进一个学科的学术开展和昌盛。”程宗明说。他和搭档协作安排的以《园艺研讨》期刊为题的学术会议现已举行了七届。

　　从读研讨生至今将近40年，江晓原深化感受到国内外会议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曾经，人们去开一个会是很仔细的工作，安排者关于与会者的挑选也是很严厉的。现在，任何人都能够去参会，只需你有爱好，哪怕不是专业的人，只需付了会费，就能够去。”他比照说。

　　“对那些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来说，会议的引诱更大。”江晓原说。许多人发明力其实早就衰竭了，就挺乐意开会刷存在感，越开会越没时刻搞研讨、写论文，构成恶性循环，忘了初心。他主张，大规划的方式大于内容的会要少开，能够多开一些有更高学术含量的小型、高端会议，把学术之外的工作减到最小程度。

　　“好的学术会议应该言简意赅。”李淼表明。即时刻上不搞“马拉松”，规划最多坚持参会人数140人左右，会议主题聚集性强。对此，张军平也表明，会议的主题应该比较清晰，不能过宽。“假如仅聚集在一个方向上，或许会把思想约束住，偶然跳一跳方向能够，但大都时分应该尽或许专一些。”

　　“学术会议当然重在学术沟通。这种沟通一要真实，要有真材实料供沟通；这种沟通应该是敞开的、自在的，要重实质而方式灵敏。此外，它不应成为个人小团体的扮演舞台。”中科院物理所研讨员曹则贤说。

　　在程宗明看来，进步国内学术会议质量，还需要改动当时存在的一些体系问题。比如用当下的学术水平说话，中青年有必要挑大梁。“未来肯定要往这个方向变，但改动的速度取决于不同学术圈里把握资源和话语权的人是不是开通，是不是为年青人去考虑的。”好的一面是，现在学术界许多有影响力的资深学者现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在为年青人供给更多的时机。“但固有的惯性特别大，要想短时刻改动有些困难。”程宗明说。

　　“一言以蔽之，学术的实质是发明和立异。学术界最需要能真实有用促进新知识出产的学术会议。”我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说。他主张在学界发起少开会、开对会（问题对口）、开好会（精心安排）、开小会（人少沟通更深化）的新风尚，学者要逐步培育勇于回绝参会约请、操控参会次数的好习惯，把名贵的时刻用在更重要的作业上。